《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

scpanlu

　　第十章 结论
　　这本书所阐述的平等观既是关系性的，也是多元论的（pluralistic）。我坚持认为，我们有许多不同的理由来反对不平等，并且这些理由依赖于不平等如何影响个体之间的关系，或者个体之间的关系如何产生不平等。在前面的章节中，我详细地考察了其中的一些反驳：对违反平等关切的反驳（第二章）、对地位不平等的反驳（第三章）、对干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公正性的反驳（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以及对造成巨大结果差距的经济制度的反驳（第九章）。在最后一章中，我将论述由这些分析所得出的某些一般性的结论。
　　一、不平等形式的多元性
　　这种多元论观点的一个优点是，它承认各种不平等形式之间的差异。除了超级富豪和我们其他人之间的不平等之外，现实中还有过着舒适小康生活的人和赤贫的人之间的不平等，以及种族不平等和各种形式的性别不平等。这些不平等都是我们应当反对的，但我们之所以反对它们却是基于不同的理由，而不是仅仅因为它们都违反了这个单一的要求——个人的前景应当是平等的。
　　我在第九章中讨论过某种经济生产力的效益和成本的不公平分配，而这种分配会造成超级富豪和社会其他人之间的不平等。此外，它还会导致人们无法平等地获取产生政治影响的重要手段。
　　种族不平等则涉及应被反对的地位不平等、经济机会的缺乏、教育和其他重要公共服务的不平等供应，以及由法律制度施加的不平等对待。它还涉及一些人被剥夺了那些获取产生政治影响的有效手段的途径，包括他们在许多情况下会被剥夺投票权。性别不平等同样也涉及应被反对的地位不平等以及缺乏平等的经济机会，这既因为在就业招聘和接受教育方面存在着歧视，也因为家庭生活负担的不平等分配。它还涉及那种导致女性无法获得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职位的歧视，并且这种歧视一直都在维持着性别不平等。
　　赤贫的人由于无法接受教育而缺乏经济机会，并且他们也无法充分获得诸如医疗保健等其他重要的公共服务。这些问题之所以持续存在，部分原因是穷人的利益在政治体系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此外，穷人对其生活的重要部分也缺乏控制权。他们在工作生活中会受到其他人的控制，而且他们几乎无法选择职业，并且还遭受着慈继伟所说的“能动性贫困”和“地位贫困”。
　　虽然我所讨论的大多数应被反对的不平等的例子都涉及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所提出的平等观点只适用于这种情况，而不适用于全球不平等。我的探究是为了确定对不平等的不同反驳的道德依据。我们从以下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这些反驳在依据上的不同蕴含着它们的适用范围也会有所不同。
　　正如我在第一章和第三章中所指出的，基于平等关切的反驳预设了某个能动者或机构有义务提供某些好处。这些机构通常都是国家机构，甚至是更地方性的机构，但相同的平等关切要求也适用于现有的国际机构。就机会平等而言，我在第四章中描述的那种制度性的理由会支持某项程序公平的要求，但这项要求并没有受到国界的限制。拒绝来自其他国家的更合格的候选人，就跟拒绝具有类似资格的当地候选人一样，都是对程序公平的侵犯。但另一方面，实质机会的要求包含了应当为个人发展才能提供教育和其他条件的义务。我已经假定，这种义务由地方机构来承担，但我们可以论证道，它能够适用于更广泛的范围。基于不平等对政治制度的公正性的影响而对不平等提出反驳，这种反驳关注的是不平等对某些特定政治制度的影响。但这种反驳可以应用到全世界的范围之内。那些依赖某个国家的法律而生存的大公司，它们可能会干扰其他国家的政治进程的公正性。同样地，如果对不平等的反驳是基于它会让某些人对其他人的生活拥有某种控制权，那么这种反驳就能适用于任何存在着这种控制权的地方。最后，我在第九章中讨论的那种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之所以应当受到反对，是因为产生这种不平等的制度无法得到证成，这包含了全球不平等以及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二、对不平等的重叠反驳与过得最差的人所具有的平等主义优先权
　　这些对不平等的不同反驳会互相重叠。如果基本结构的某些特征会产生无法得到证成的结果不平等，那么除了最富裕的人之外，其他所有人都有理由来反对这些特征。同样地，所有无法平等地获取政治影响力的人都有理由来反对会产生这种影响的经济不平等。
　　而如果一些人没有被提供充足的重要公共福利（例如教育），那么他们会有很好的理由来反对这一点。这种反驳首先是一种针对不充足（insufficiency）的反驳，而不是一种针对不平等的反驳；但只要这种不充足是由人们无法获取政治影响力造成的，或者它反映了政府违反平等的关切，那么这种反驳就变成了一种平等主义的反驳。不只是赤贫的人，那些收入位于中间五分之一的人也会持有这些反驳。但穷人的反驳会更加强有力，因为他们享受的服务水平甚至会更低。除了这些反驳之外，穷人也有理由来反对他们的不平等地位，而那些遭受各种歧视的人也会持有这种理由，并且他们的理由甚至更加强有力。
　　这些反对不平等的重叠理由会产生这种累积效应（cumulative effect），即那些过得最差的人应当得到某种形式的优先权。如果某些不平等的形式会影响到穷人，尤其是影响到那些既贫穷又受到歧视的人，那么我们便有最强有力的理由来反对这些不平等的形式，并且尽可能地消除它们。但这并没有使得我所提出的观点变成了一种优先主义的观点并且与平等主义的观点相对立。这是因为支持这种优先权的大部分理由——尤其是对地位不平等、违反平等关切和政治与经济制度缺乏公正性的反驳——本身都有平等主义的特征。它们至少在广义上属于平等主义的理由，因为它们反对在一些人与其他人之间存在着差异；而就刚才提及的那些理由而言，例如地位不平等和违反平等关切，这些理由在狭义上也属于平等主义的理由，因为它们建立在特定的平等形式的价值之上。
　　三、给予机会平等恰当的位置
　　不要夸大机会平等的实现程度，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经济制度（包括我们的教育体系），不仅继续体现着种族歧视和其他类型的歧视，而且还继续体现着其他形式的程序不公平。此外，我们还没有为所有人提供实质机会的条件。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即便机会平等得到了充分的实现，也不会导致由此产生的不平等就是正义的。机会平等预设了某些对不平等职位的其他证成，而它并不能提供这样一种证成。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当忽视这个事实：程序公平和实质机会都很重要，即便它们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它们也非常值得追求。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恰当地理解这些价值，尤其是理解能力、优点、努力和选择这些观念，因为人们经常使用这些观念来表述这些价值。
　　四、避免道德主义和错误的应得观念
　　恰当地理解能力、努力和选择的道德意义使我们能够避免道德主义和错误的应得观念。我在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八章中已经尝试提供这样一种理解。与正义问题相关的那种能力既依赖于制度职务的结构，也依赖于某个特定社会的现有发展条件。因此，如果我们独立于任何制度来定义个人属性，那么能力并不是一种正义的制度所应当奖励的个人属性。而选择和努力之所以与证成不平等相关，是因为下述这个事实能够破坏人们针对他们缺乏某些优势所提出的反驳：如果他们之前选择付出必要的努力，那么他们本来可以拥有这些优势。但是，一个人有机会去选择一个不同的结果，这一事实只有在以下这种情况才能够具有这种使不平等合法化的效果，即这个人在拥有那个选择的机会时，他处在足够好的条件之下。
　　五、平等与价值
　　在前面的章节中出现的另一个主题是：一个社会是否展现出理想的平等形式，或者是否展现出应被反对的不平等形式，这将依赖于那个社会普遍流行的价值观念。在第三章关于地位的讨论中，这种依赖以好几种方式体现出来。许多歧视形式都涉及人们对于某些诸如肤色等个人特征的重要性存在着基本的评价错误。而贫穷是否涉及缺乏地位也依赖于某个社会普遍流行的评价态度。此外，一种完全任人唯才的制度会是一种应被反对的等级制，这种观点依赖于这个（可信的）假设，即这个社会的成员会过度重视这种制度所奖励的那些成就。
　　这对我们关于机会平等的思考造成了一种两难困境。实质机会要求人们的成长环境要让他们看到，那些使他们有资格获得优势职位的能力是有价值的，并且是值得奋斗的。但是，如果一个社会鼓励人们过度重视这些特定形式的成就和成功，那么它可能会遭到反对。在这两者之间实现恰当的平衡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六、经济不平等与可被证成的制度
　　我同意罗尔斯（以及诺齐克和哈耶克）的这个观点，即不存在任何有效的一般原则可以用来详细指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所应当采取的模式。收入和财富的某种分配是否正义，这取决于产生这种分配的制度的性质；如果产生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的制度能够以一种恰当的方式获得证成，那么这些不平等就是公平的。对这些制度的证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依赖于这些经验事实：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各种经济和政治安排会产生什么后果。而像这样一本书的任务则是，试图在这种证成中确定与此相关的规范性要素。
　　关于这一点，我既有否定性的主张，也有肯定性的主张。我的否定性主张是（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经济制度无法通过诉诸某些独立的财产权概念或应得概念来获得证成。而我在第九章中提出的肯定性主张则是，这种证成因此必须诉诸人们基于这些制度对他们的生活的影响而接受这些制度的理由。除非避免收入不平等会侵犯重要的个人自由，或者会干扰生产过程并导致那些拥有较少收入的人过得更糟糕，否则产生收入不平等的制度就是无法获得证成的。这种证成性的标准比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更弱，因为差别原则主张，只有当产生不平等的制度会让那些过得差的人尽可能地过得好，此时不平等才是正义的。但是，这个较弱的原则却足以解释为什么盛行于当今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应当受到反对。此外，得出这一较弱原则的那个论证思路也会为罗尔斯的较强版本提供支持。
　　七、让（所有人的）自由占有一席之地
　　正如我刚才指出的，人们接受或反对制度的理由包含了他们在个人自由这方面上的利益。这些理由包括：人们既有理由想要机会变得可被利用，也有理由想要在对这些选项做出选择时处于良好的条件之下，并且还有理由反对受到他人的控制。对制度的证成需要把每个人拥有的这类理由都纳入考虑之中，包括权利在被强制执行时所针对的那些人以及权利的持有者。
　　八、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
　　人们拥有许多不同的理由来反对各种形式的不平等，这些理由分别基于不平等的影响、它所涉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那些产生它的制度。这些理由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并非都来源于某种单一的平等主义分配原则。将它们统一起来的是它们在以下这个过程中所共同扮演的角色：对于那些被要求接受某些社会制度的人而言，这些制度必须通过这个过程而获得证成。因此，我的观点在两个层面上属于平等主义的观点。在抽象的层面上，它之所以是平等主义的观点，是因为它主张，对于那些被要求接受某些制度的人而言，这些制度必须以一种认真对待他们所有的利益并给予这些利益同等重视的方式来获得证成。而在更具体的层面上，它之所以是平等主义的观点，是因为它承认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反对受到某些特定方式的不平等对待。这些正是各种形式的不平等至关重要的理由。
　　参考文献
　　译后记
　　本书的主要框架来自托马斯·斯坎伦1996年的林德利讲座，题目为《对不平等的反驳的多样性》。那篇讲稿在2003年的时候又被斯坎伦收入《宽容之难》这本论文集中。自林德利讲座之后，斯坎伦不断为这个主题添加新的内容，并且以《平等何时重要？》为题多处发表演讲。这些内容经扩充和打磨后，最终形成了当下这本书。所以，实际上早在本书出版之前，斯坎伦关于平等的论述就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在《作为公平的正义》和《政治哲学史讲义》这两本书中，约翰·罗尔斯在讨论反对不平等的理由时，就基本沿用了斯坎伦所提出来的框架。此外，关系平等主义（又称“社会平等主义”）在最近十几年来的兴起也和斯坎伦的理论有很大的关系，在不少学者看来，斯坎伦正是关系平等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在本书中，斯坎伦把自己的平等观概括为“多元论的”和“关系性的”，前者意指我们有多种不同的理由来反对不平等，后者则指的是我们对不平等的关注应当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斯坎伦重点讨论了六种反对不平等的理由，它们分别是：（1）不平等造成了令人羞辱的地位差异；（2）不平等导致富人对穷人拥有不可接受的控制权；（3）不平等破坏了经济上的机会平等；（4）不平等破坏了政治制度的公平；（5）政府有义务向一些人提供福利，但不平等违反了对这些人的利益的平等关切；（6）当下产生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经济制度是不公平的。正是基于这些反对不平等的理由，斯坎伦在本书中针对不少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且给出了富有洞见的建议。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许多师友为我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在此我想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首先，如果不是张容南老师帮我联系出版方并主动提出担任审校人，我恐怕没有机会接手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此外，张老师不仅对我的译稿提出了非常多有益的修改意见，而且还针对很多翻译细节和我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这无疑使这本译作的质量得到了极大提升。我十分感谢张老师对此的付出，以及对我的指导和支持。
　　在我充分吸收了张容南老师的建议后，我的同窗好友兰超又主动帮我把这本译作的前五章进行了一次校对，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改善意见。我感谢兰超的无私付出以及对我的译文的肯定。最后，针对本书部分术语和句子的翻译，我还向葛四友、郭昊航、林秀妮、马晨和田洁等师友请教过，我感谢他们不厌其烦地和我进行讨论，而且给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指导。我尤其想对葛四友老师表达特别的谢意，感谢他对我的翻译工作给予了不少支持和鼓励。
　　尽管对于我的第一本译著，我已经竭尽全力地改善它的译文质量，但限于时间和能力，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批评赐教。我的联系邮箱是：lupengjie@ruc.edu.cn。
　　陆鹏杰
　　2019年5月，人大图书馆